耶鲁大学历史系保持着高度的合作精神,许多同事迅速而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感谢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和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以及两位研究宗教的同事菲利斯·格兰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筱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纽黑文的萨拉布·阿尼(Sarab al-Ani)和埃勒姆·阿尔卡西米(Elham Alkasimi),以及新加坡的奈文·米哈伊尔(Nevine Mikhail)向我传授了阿拉伯语。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极具天赋的阿拉伯语专家迈克尔·拉波波特(Michael Rapoport)尽心竭力地教我古典阿拉伯语。他将阿拉伯语原文与已出版的译文进行比较,对本书中许多阿拉伯语史料译文进行了检查与重译。我很幸运能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去到耶鲁大学以外的地方。米拉·舒伊(Mira Seo)和伊曼纽尔·梅耶尔(Emanuel Mayer)在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招待了我;在中国的厦门大学,鲁西奇欢迎了我,陈勤奋、鲁陈垚、林昌丈和葛少旗让我们的停留变得富有收获;葛乐耐(Frantz Grenet)邀请我在法兰西公学院上发表演讲,在那里,魏义天(偌tienne de la Vaissière)和瓦尔里·基恩(Valerie Kean)向我提供了重要的反馈;葛乐耐和多米尼克·巴塞利(Dominique Barthelemy)邀请我参加于法国特雷莱(Les Treilles)举行的关于公元1000年的会议;史怀梅(Naomi Standen)在伯明翰大学高级研究院招待了我。史怀梅和凯瑟琳·霍姆斯(Catherine Holmes)刚刚完成了一本名为《全球中世纪》(The Global Middle Ages)的开拓性著作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已经作为期刊《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的第13期(2018年11月)增刊出版。史怀梅和凯瑟琳还邀请这部著作的多位作者来到伯明翰,对《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这本书的草稿进行评论,这显示了她们非同寻常的学术涵养。尽管新学期的开始总是很忙碌,但还是有10位同事全天参与了一场关于该书的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对谈。在伯明翰、达勒姆(Durham)、牛津和谢菲尔德,我都把这种一对一的会谈延续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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