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历史系保持着高度的合作精神，许多同事迅速而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感谢保罗·布什科维奇（Paul Bushkovitch）、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和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以及两位研究宗教的同事菲利斯·格兰诺夫（Phyllis Granoff）和筱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纽黑文的萨拉布·阿尼（Sarab al-Ani）和埃勒姆·阿尔卡西米（Elham Alkasimi），以及新加坡的奈文·米哈伊尔（Nevine Mikhail）向我传授了阿拉伯语。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极具天赋的阿拉伯语专家迈克尔·拉波波特（Michael Rapoport）尽心竭力地教我古典阿拉伯语。他将阿拉伯语原文与已出版的译文进行比较，对本书中许多阿拉伯语史料译文进行了检查与重译。我很幸运能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去到耶鲁大学以外的地方。米拉·舒伊（Mira Seo）和伊曼纽尔·梅耶尔（Emanuel Mayer）在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招待了我；在中国的厦门大学，鲁西奇欢迎了我，陈勤奋、鲁陈垚、林昌丈和葛少旗让我们的停留变得富有收获；葛乐耐（Frantz Grenet）邀请我在法兰西公学院上发表演讲，在那里，魏义天（偌tienne de la Vaissière）和瓦尔里·基恩（Valerie Kean）向我提供了重要的反馈；葛乐耐和多米尼克·巴塞利（Dominique Barthelemy）邀请我参加于法国特雷莱（Les Treilles）举行的关于公元1000年的会议；史怀梅（Naomi Standen）在伯明翰大学高级研究院招待了我。史怀梅和凯瑟琳·霍姆斯（Catherine Holmes）刚刚完成了一本名为《全球中世纪》（The Global Middle Ages）的开拓性著作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已经作为期刊《过去和现在》（Past & Present）的第13期（2018年11月）增刊出版。史怀梅和凯瑟琳还邀请这部著作的多位作者来到伯明翰，对《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这本书的草稿进行评论，这显示了她们非同寻常的学术涵养。尽管新学期的开始总是很忙碌，但还是有10位同事全天参与了一场关于该书的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对谈。在伯明翰、达勒姆（Durham）、牛津和谢菲尔德，我都把这种一对一的会谈延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