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此处我应该感谢威尔·金里卡提出的很有帮助的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的回答方式。
[5] 正如迈克尔·沃兹尔（Michael Walzer）在相似的问题上所说的：“当人们对社会善物的意义持有异议时，当各种理解存在冲突时，正义就要求社会忠诚于这些不同的意见，为它们的表达、判决机制、替代性分配提供制度性渠道。”参见《正义诸领域》，313页，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4。
[6] 当我们以种族和文化为根据，拒绝给予其他人成为社会成员的机会时，不宽容也能明显表现出来。但在此讨论移民政策和入籍政策恐怕离题太远。
[7] 据说他曾经说过：“我不赞成你说的，但是我支持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
[8] 例如见玛丽·马特苏达（Mari Matsuda）的文章，“对种族主义言论的公开回应：考虑一下受害者的故事”，载《密西根法律评论》，1989（87）。马特苏达强调，合法的禁止是必要的，因为它代表着对种族主义立场的公开谴责。
[9] 在此，我特别想到了沙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案例。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关于《撒旦诗篇》应该被禁止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另外，许多住在英国的穆斯林认为，由于对他们的伙伴公民的身份缺乏尊重，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即便他们能够明白阿亚图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一旦对这个要求进行争论，要他们不去支持也很困难。这里的情况被英国保护基督教而不保护伊斯兰教的亵渎性法律复杂化了（迷雾重重，难以实施）。结果就导致了本文中所说的那种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