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青年接受西方文化,可分几个层次。下层者该是接受服装与发式等表面的东西。再上一层大概是听民谣与摇滚乐。最上层的,是吸收文学、艺术、戏剧、哲学等。所谓“代差”,倒不一定是一代比一代西化。以新诗为例,“五四”的新诗人恨不得抛掉文言,台湾的现代诗人却主张酌予采用;在台湾,上一代的作家曾热衷西方的现代主义,但下一代的作家反而鼓吹民族性与乡土感。显然,前述的西化三层次都有“代差”的现象,而层次愈低,“代差”的程度愈高。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三样东西一直在敲中国的大门:赛先生、德先生、缪斯小姐。赛先生是最受欢迎的。中国文化在科学方面最弱,因此对于外来的赛先生,一点抵抗力量也没有。在美国,年轻的一代为了自然环境而反对科学,至少是反对科学带来的工业文明。但是在开发中的地区如台湾,正欢迎科学之不暇,还没有这种现象。对于民主,中国人的态度仍颇不一致,即使表面上欢迎它的人,也有不少在心里加以怀疑,甚至抗拒。德先生在中国仍是一位名多于实的“嘉宾”。至于文艺,中国自有深长的传统,缪斯小姐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喜爱,但似乎很难取得上一代的信任。台湾的现代作家要“娶”这位小姐,似乎还有相当的困难。三者相比,赛先生人缘最好,并无“代差”问题,德先生人缘较差,缪斯小姐带来的“代沟”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