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把历史发展的契机，全寄望在几位圣人身上，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可原因却在圣人的出现上，所以，他是这般反对邵雍的“元会运世”的历史循环论的：
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之民，无以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国不乏败类，而视唐、皮、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孚之日，具愈也多矣。……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之余，民且愿得一日之平康，以复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茄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者比也。……邵子分古为道德功力之四会。帝王何促？而霸统何长？霸之后又将奚若耳阶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说行而刑名威力之术进矣。君子奚取焉。（《读通鉴论》卷二十）
然而，他也有其循环史论：
或曰：天地之数，或三或五，或五或六；百年而小变，千五百年而大变。由轩辕迄莱千五百年，禅让之消，放伐变之；由成汤迄汉千五百年，封建之消，离合变之；由汉迄祥兴千五百年， 离合之消，纯杂变之。（《黄书·离合》）
可见，他认为历史的演变中是有“定数”的。这种“定数”可以说成是“天命”、“天理”，也可以逼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很难说王夫之“逼近”的程度有多少，不过，他研究了历史发展中的“理”与“势”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发展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