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20]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1]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91页。
[2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1页。
[23]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05～315页。
[24]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而。
[25] 参见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9页。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自史学产生以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的社会功能。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书作为教材，向青年贵族进行历史教育和道德教育。战国时期，人们认识到史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认识到“前言往行”对于自身“畜德”的重要。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往往也要征引史书中记载的史事或言论，以论证自己的学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文明进程中潜移默化地、极其自然地发生和发展着。不论人们是否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思维的转换，即人们是从认识史学而走向认识历史，进而从历史中获得种种启示和教益，包括社会的、道德的、思想的等方面。那么，这种思维的转换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并从自觉阶段走向理性阶段的呢？本文旨在梳理、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这一思维的转换过程及其思想成果，亦即其史学观的理论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