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中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顿时茅塞顿开，于是，他拜别高拱，登车启程。
到达贵州以后，阮文中没有贸然行动，而是经过秘密走访，摸清了事变的来龙去脉。事情正如上述，不出高拱所料。根据这种情况，阮文中平心静气地给安国亨致书一封，没有强加任何罪名，只是提出五个具体条件，责令安国亨交出拨弄是非、挑唆作乱的人，要求他按照当地习俗对安信的家属进行赔偿，令其分出属地安置安信母子等。最后又对他明言相告：若照此办理，可免其罪，不然，就要奏明朝廷，严惩不贷。还约定安国亨来省谢罪，抗命不从，罪加一等。
安国亨见到书信后，一时也心有所动，觉得新巡抚秉公办事，所提条件也不算苛刻，看来的确是要赦免自己的罪过。但细一思忖，又觉得安智不肯善罢甘休，他长居省中，四处游说，何况自己与官军交过手，实有谋反之嫌，朝廷不会赦免自己。这样一想，就又觉得阮文中使的是缓兵之计，要诱自己放松警戒，然后再徐图捕杀。安国亨越想越怕，干脆放弃谋求赦罪的打算，不去省中，只是上疏极力为自己申辩。
阮文中见安国亨仍拥兵自重，不听自己的劝告，心里很恼怒，便奏请朝廷，要求大兵进剿。
高拱得知此事后，心里也觉得有些为难了。进剿绝非长远之计，弄不好会激起更大的边民骚乱；但安国亨又不听安抚，若不加惩处，既难以服众，也有损朝廷的天威。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加以安抚，不到万不得已，不以武力相加。于是高拱授意于兵部，让他们出面保举吏科给事中贾三近，要他出使贵州，重新勘察安国亨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