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补充一层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觉醒的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切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孔子的思想死死地束缚了人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所以反孔也是一代人精神解放的需要。当然，鲁迅和他那个时代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人们，因为受当时强大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新的总比旧的好”而对传统说过一些过头话、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什么大过失。今天的人们责怪鲁迅等先行者对传统否定过多，甚至给扣上“反传统主义”的帽子，我认为是有失公允的。
这里我还想表达另一点意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能扣上“反传统主义”的“帽子”，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反一切传统文化。可以说，他们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价值重估。鲁迅说：“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4]他还说：“我们不但是文艺上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5]“整理国故”的口号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解释传统的文化著作，但不再沿用旧说，而用新的观点进行价值重估。例如，过去总是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文以载道”的文论来评价文学，重视文学的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则更重视文学的真与美的价值，对于善的标准也赋予新的内涵。这样，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的“小说”，重新受到重视与评价，并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现在被某些人称为“文学的圣经”的《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就是由“五四”时期的“新红学”学者们发现的。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史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和鲁迅用新的时代的眼光看问题，多不满传统文学的“大团圆”，原因是这种“大团圆”往往是人为的编造，不真实。鲁迅欣赏《红楼梦》，重新解释《红楼梦》，其原因也是《红楼梦》的艺术真实性，他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6]至于鼓吹贾宝玉、林黛玉的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更是对“善”的重新解释。值得申说的是，他们对传统的重新解释，实际上是他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理解，也可以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中来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宣扬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