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田——民间土地兼并，非常剧烈。蒙古贵族随意侵夺民田，往往多至千顷，荒芜不耕，称为草场，专供畜牧狩猎。余下土地，汉族豪富人家，勾结官吏，恃势占据，驱役佃户千百家或一万家，许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万石以上，福建崇安县凡五十都，应纳官粮六千石，其中五千石官粮的土地，归五十余大家所有，一千石的土地，归庶民四百余家所有。五十大家应出的差徭，官府摊给四百余家担负，因此庶民继续破产，土地益向五十余家集中。崇安一县如此，他处可以类推。赵天麟曾奏请宗室王公限田数百顷，官员豪民限田数十顷，庶几贫民得免饿死。限额大至数百数十顷，实际占田数当然更大。
地主们霸占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开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库。“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他们看见“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若有问他要“一贯钞”，就如“挑一条筋相似”。农民们“又无房舍又无田”，受这些“悭吝苦克”的家伙压榨，弄到“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就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坌工生活”，也因为饥寒交迫，“气力不加”，做到半工还得歇下来。从这一些元曲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生活情况，我们知道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农民极端的穷困，不仅是元朝经济衰微的主要原因，也是元朝九十一年间农民不断起义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