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写过中国的西方作家数以千计，我们为什么偏要挑中盖洛来作为研究对象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人文地理学家的独特价值。盖洛在其一生中，曾享有许多头衔和美誉。首先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章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被誉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见识过了五大洲、四大洋；他同时也被称作“伟大的演说家”，在世界各地做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在关于他的传记中，作者总是称他为大字书写的“探险家”（the Explorer）。丁韪良在为《中国十八省府1910》所撰写的序言中也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然而，盖洛有关中国的上述四部书吸引我们的并非那些华丽雄辩的语句辞藻，或是吊人胃口的历险故事情节，而是作者用照片、文字、图片、地图、谚语等一系列手段详细记录下来的20世纪初中国最精髓和最真实的人文地理、历史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