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极漂亮的日本碗盛着糨糊，从来不让发霉，碗上安放一个有铰链的盖子，轻巧玲珑，只要指尖一拨就能揭开。铅丝，紫铜丝，都藏在面前工作台的小抽屉内。供在眼前的有一只威尼斯瓶，插着一支含苞欲放的鲜花，这生动的模型便是她预备争奇斗胜的对象。她醉心于杰作，挑的总是最难的活儿，例如葡萄，野草，最小的花冠，色调最不容易捉摸的蜜槽。和头脑一样敏捷的手在桌子与活计之间来来往往，好比钢琴家的手在键盘上活动。用班洛[64]的说法，手指像一群仙女，在妩媚动人的姿势之下，为了搓捏，粘贴，重压，使出种种不同的力量，凭着心明眼亮的直觉，把每个动作的效果计算得很准。她面前摆好了材料，着手粘贴棉花，修整枝条，胶上叶子的时候，我简直百看不厌。在取材的大胆上面，她施展出画家的天才，模仿枯叶，黄叶，和田里的野花争胜，那是一切花中最富于天趣，最简单，所以是最复杂的。
她和我说：“这门艺术还幼稚得很。倘若巴黎女子能有一点儿东方妇女在后宫中所表现的那种天才，她们戴的花就可以成为整套的语言。为了满足我艺术家的要求，我做了一些枯萎的花，暗黄的叶子，像深秋或冬尽春初时期所看到的……这种花冠戴在一个红颜薄命的或是心怀隐痛的少妇头上，不是很有诗意吗？有什么意境，一个女人不能用头上的饰物来表现的？醉醺醺的酒神，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的女子，不是都有各各不同的花可以代表吗？我认为植物能表现心灵的一切感觉一切思想，连最微妙的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