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但正是物品的含义决定了物品的运动。分配的标准和制度安排不是善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善内在所需的。如果我们理解一个物品是什么，它对那些将它看作一种善的人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它应当怎样、由谁、为何原因来分配了。所有分配公平与否是与利益攸关的物品的社会意义相关的。从各方面看，这显然是一个合法化原则，但它同样是一个决定性原则。[6]比如说，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谴责买卖圣职的罪恶时，他们是在主张教会职务这种特定的社会物品的意义排除了出售和购买的可能。基督教徒对职务的理解既定，那么，随之而来的——我倾向于说，必然随之而来的——就是职务占有人应当根据其知识和虔诚而非财富来选拔。可能有许多东西是钱可以买到的，但这个东西不行。类似地，卖淫、贿赂和买卖圣职这些词，描述的是那样一类物品的买卖，在对这些词的含义有确定共识的条件下，这些物品是绝不应该出售或购买的。
第五，社会意义具有历史性；同理，分配以及公正的和不公正的分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确切地说，某些关键性的物品有我们所认为的特有的规范结构，并穿越时空界限（但并非所有界限）而反复重申。正因为这一重申，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能够论证说物品应当始终按“相关的理由”来分配——而相关性似与本质而非社会意义相联系。[7]例如，职务应当给予合格的候选人，这个观念——尽管不是人们关于职务的唯一观点——明显存在于不同的社会，而在这些社会，不同名目的买卖圣职和任人唯亲基本上都被认为是罪孽深重的或不公正的。（但关于哪种职位和位置被恰当地叫作“职务”，人们有着相当大的分歧。）又如，惩罚被广泛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善，应当给予基于判决而非政治决定而加于罪有应得者。（但什么构成一个判决？谁来做出判决？简言之，如何对被控的男人和女人行使正义？关于这些问题，人们有着重大争议。）这些例子需要引入经验调查。不存在纯粹的直观或推测性程序来获得相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