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个人主义不可能通过将旧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好处推广到更多的人而实现；同样，它也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慷慨、好意与利他主义而达成。这些品质是令人羡慕的，但同样它们或多或少是人性的永恒表现。在当前情形下存在许多刺激它们活跃起来的因素。或许它们更多地表现为美国生活而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我们的慈善与博爱，部分地是内心不安的表现。作为这种表现，它们证实了一种见识，这就是，为牟取私利而推行的工业制度并不能满足即便是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们的全部人性。现存经济制度通过阻止其明确表达而窒息的本能与需要，在种种行为中找到了宣泄口，这些行为承认现存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所否认的社会责任。因此，慈善措施的发展不仅是对商业活动所造成的人性窒息之补偿，而且是一种预言。建设胜于缓解；预防胜于医治。缓解贫困及其相关的精神紧张与生理疾病之类的活动——而我们的慈善活动（甚至包括教育捐资）之终极原因乃在于经济的不安全与窘迫——向人们悲观地预示着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日常的职业与关系将给所有顺应社会主流的正常的个人提供独立与丰裕的生活，并以缓解的策略对付特别的危急事件。我们无须考察伟大的慈善家的个人动机，便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到我们现存经济组织之衰败的明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