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校观
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的学校观同样与他们人本主义和博爱主义的信仰直接相连，正如莱希维恩自己所说：“我们是人性的学校，如果想换一个词，那就是人道。”[409]陶行知在晓庄学校三周年校庆日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言辞：“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410]
对两位教育家来说，学校首先并不是如其传统定义所言：“是有计划地向儿童和青少年授课，传授知识和进行系统教育的教学机构”，而是将学校的社会功能放在首位，把学校视作：
1.学习民主的“操练场”
这个观点在以上引证的陶行知《民主教育》一文中已清晰可见，彰显出他从杜威那里接受了这个基本命题，且主导着他在晓庄师范学校、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整个教育工作。莱希维恩则把学校当作一块“在小范围内和独裁政府造成的困难条件下，争取实现他追求的理想，建立一种奉行人道和民主思想以及社会公平的新型社会制度”[411]的用武之地。正如博嫩坎普所说，他在幽湖乡村学校的全部工作表明他欲“与学校的孩子们一起创建一种隐秘的自由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