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禁欲塑造出另一种理想，就理想之伦理意义而言，它恰恰是古代理想的反面：在惬意和效用达到最大程度时获取最低限度的享受！所以，我们看到，哪里劳动强度、劳动量最大（比如在柏林以及北德的其他大城市）[12]，享受能力和享受艺术就降到可以想见的最低程度。不计其数的惬意刺激恰恰在扼杀享受的功能及其文化；周围环境越是五光十色、活泼欢快、嘈杂喧闹、充满刺激，人显得越少欢乐。面对快活事，悲戚戚的人根本不知从何快活。这便是我们大城市的娱乐“文化”的“意义”。
（b）有用价值与特殊的生命价值
在现代道德中价值有一定的序列。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在转化过程中，这种隶属的程度日增，随工业精神和商业精神战胜军事和神学——形而上学精神日益深入到最具体的价值观中。或者，如我们在马上要总结的“高贵”概念中的品质（它构成活机体中的生命价值）时谈到的：“高贵”隶属于“有用”。13世纪以来，市民阶层不断涌上政治舞台；在法国革命中，第三等级要求解放，由此展开了政治民主运动——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形成的社会的新结构，是价值位移的外在的政治经济的表现形式；价值位移植根于由若干时代、尤其是权威性的生活支配的时代聚积起来的怨恨（并因怨恨价值的取胜和扩展）的爆发。随着商人和工业家掌握国家政权（尤其在西方国家），随着他们的本质和判断、他们的趣味和爱好变成选定的规定理由（包括精神文化生产的理由），随着他们关于终极事物的形象和象征（这必然随其活动出现）战胜古代宗教的象征形象，他们的价值样式变为形构“道德”的样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