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实苦，一个人要才、时、命三者同时兼具，才能活得出彩。但这又谈何容易？历史往往是，个体的悲哀造就了时代的伟大。初唐四杰是悲催的，但当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山路上奋力前行时，唐诗却是幸运的。
四杰出名之前，唐朝诗人的代表叫上官仪，他写的诗深得唐太宗喜爱，整个文坛纷纷效仿，当时人称“上官体”。但正如闻一多所说：“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直到初唐四杰的横空出世，为唐诗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他们将诗的主题扩大，突破宫廷的局限，贴近百姓，转向现实，不仅描绘市井生活，更延伸至边塞苦寒。诗风清新刚健，一洗朝中俗气。他们四人的努力，为唐诗日后的繁荣气象埋下了伏笔。明朝人胡应麟说，“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
文学的攀登，都是踏着前人留下的屐痕前行的。没有初唐四杰，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杜、王孟、高岑、元白等名垂青史的组合。
可是，很多人不懂这个朴素的道理。他们在前行之后，反过来嘲笑前人的落后与过时，调侃前人的失败与悲哀。杜甫很看不惯这些哂笑的人。他为初唐四杰正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