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治乱”的认识。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十六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七十五卷。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九十二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三卷。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有三点。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二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司马迁以其“才力雄俊”而贯穿群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反倒不清晰了。他进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