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胥吏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的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覆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胥吏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胥吏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那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须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胥吏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人油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