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首次提出“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并解释“国民运动”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局限于开展工人运动。不过，中共强调共产党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国民党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农民上面。对于工人与农民，也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产业工人，应发展其阶级意识；对于农民，则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不宜鼓吹佃农对地主展开经济斗争。这似有将农民推给国民党、将工人据为己有的意图。
早期中共领导人对农民与农民运动多少存有偏见。1923年8月出版的第34期《向导》周刊中，陈独秀公开答复一位主张大规模开展乡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认为其想法太浪漫了，“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须以工厂工人为主力军，小农的中国，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运动”。同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虽然承认“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更多地注意农民身上的种种缺点，并认为这些缺点影响农民参加革命运动：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农民易于迁徙苟安；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约占农民半数的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发生根本冲突；无地的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雇工虽属于无产阶级，但其人数少而不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