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研究的各种流派中，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在运用“中层理论”解释中国历史方面无疑表现得最为自觉，也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本书中的相当篇幅讨论到这种解释传统的得失。美国理论界被视为欧洲前沿思想的中转站，欧洲思想界的原创性理论往往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会被移植进美国，然后迅速成为解释相关具体问题的工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解释框架都是搬用欧洲社会理论的新潮模式，这种搬用虽然在具体研究中由于特别注意了历史语境的背景而时常有所变通，却仍然由于经常露出“西方中心论”的马脚而屡遭批评。但是美国中国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值得借鉴：一是其“中层理论”的建构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思能力，尽管其理论模式的过快转换总是给人以眩晕难辨的感觉。比如早期从“冲击—回应”说的冷战式叙述，转向地区史研究时，美国中国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如何更好地处理理解与评价之间的均衡问题，这对更加贴近中国历史的现场尤为重要，从而进一步淡化了本质主义式的定性分析。二是最新社会理论如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的勃兴和发展强化了美国中国学在“中层理论”方面的分析能力，同时促成了史料甄别选择方面的革命性变革。以往处于主流史学视野之外的史料迅速被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视线，并大有分享主角作用的趋势。主流史料与边缘史料的相互位置遭到质疑并发生置换效应，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精英替代下层民众发言的格局，但“声音考古”与弱势群体身份研究所拼贴出的精细图像，仍然呈现出了历史所具有的丰富而又多元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