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曾经指出：“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文化矛盾：四百年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真实知识中总掺杂着想象，二者总是混淆在一起，以至我们确实无法轻易地将它们区分开。”因此，在西方思想世界里，对中国的认识“想象往往比知识更重要”，“想象的力量足以创造或超越现实”。参见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16～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1] 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Fairbant，John King）把全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划分为受西方影响前后的两个时期，在第一篇中又特意以小标题提示：“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28～3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32]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3]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中国学者仍沿袭着梁启超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必须实施三个步骤的观点，如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指出现代化仍需经过：一、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二、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三、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31～1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