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带兵取河南地，曾为郎中、谒者、中郎、中大夫的主父偃建议筑朔方城，此乃“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以此建议“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其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
武帝令中大夫、侍中等多人诘难公孙弘专言“置朔方之便”,其中讲了筑朔方城的十条利害，公孙弘无一应对。公孙弘认错说， “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事实证明这年徙十余万人筑朔方城，是后来向西北边郡大徙民的开始，此举既可阻止匈奴南犯，又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前方有利条件，对稳定北方形势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吾丘寿王曾先后任侍中、中郎、郎、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等职。丞相公孙弘有个让“民不得挟弓弩”的建议，其理由是：十贼张弓搭箭，百吏不敢向前，此盗贼之不常伏罪，逃走者众的原因。让民不能挟带弓弩是害少而利多，让民挟带弓弩实是盗贼繁多的重要原因。
武帝把这一建议下达，让群臣讨论，吾丘寿王指出古代制作矛、戟、弓、剑、戈五种兵器是为了“禁暴讨邪”。现在“盗贼犹有者，恶非挟弓弩之过也”。孔子曰： “吾何执，执射乎?”古代有“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臣以为如果禁民挟弓矢，会发生良民挟弓弩为自卫而无法，这岂不是专门让盗贼威风而夺民众自救之路吗?所以“民不得挟弓弯”的建议“无益于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吾丘寿王书奏上后，武帝以此“难丞相弘”,公孙弘理屈词穷而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