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1]
哲学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同质性的领域：思维在其中诞生、死亡，体系在其中建成，然后在其中倒塌。另一些人把哲学看作我们随时可以自由采取的某种态度，还有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文化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在我们看来。哲学并不存在；不管人们以何种形式对它进行研究，这个科学的影子和人类的心腹谋士[2]只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抽象。实际上有着几种哲学。或者确切地说——因为你再也不会同时找到一种活的哲学——在某些十分确定的情况下，一种哲学的构成是用来表达社会的总体运动；只要这种哲学还活着，它就是同时代人的文化领域。这个令人困惑的客体是同时以一些极其不同的样态出现的，并不断对这些样态进行统一。
哲学首先是“上升的”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可以是清晰的或模糊的，间接的或直接的；在穿袍贵族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里，是由法学家、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资产阶级通过笛卡尔主义对自己的认识；150年之后，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由工厂主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在康德主义向它提出的博学者的形象中模糊地发现了自己。
但是，这面镜子要真正成为哲学的镜子，就应该显示为当代知识的整体化：哲学家遵照某些表达出上升阶级对自己的时代和世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的指导模式，对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其后，当这种知识的各个部分逐一因启蒙运动的发展而被怀疑和否定之后，总体仍然是一种未分化的内容：这些被否定、几乎难以理解的知识在被一些原则联系在一起之后，反过来也把这些原则联系在一起。哲学客体在被归结为最简单的形式之后，在“客观精神”中仍将以指出一种无限任务的调节性理念的形式出现；这样，今天在我们这里谈论“康德的理念”，在德国人那里则谈论费希特的世界观。这是因为一种哲学在十分敏锐有力之时，绝不会表现为一种惰性物，不会表现为知识的已经终结的消极统一；它产生于社会运动，本身就是运动，并影响着未来；这种具体的整体化同时是把统一继续进行到底的抽象计划；在这一方面，哲学的特点是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法；它对自己和它未来发展的信心只会再现拥有它的阶级的自信心。任何哲学都是实践的，即使是起初表现为极度沉思性质的哲学也是如此；方法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武器：那些伟大的笛卡尔主义者去世之后，他们分析和批判的理性主义却断续存在；产生于斗争的理性主义重新回到斗争之中，以便将它阐明；当资产阶级在暗中破坏旧制度的机构时，理性主义则在攻击企图为这些机构辩解的陈旧意义。[3]然后，理性主义帮助了自由主义，并把一种学说赋予企图实现摧毁性行动的无产阶级。